历史的复兴与最后的人

弗朗西斯·福山的新书《末人的国度》探讨了超人类主义、斗争的冲动，以及当人们自愿跳回历史的泥沼时会发生什么。

三十多岁时，弗朗西斯·福山正从事着一份体面但低调的职业，作为兰德公司分析师和国务院官员，专注于苏联问题。他进入公众视野的转折点出现在1989年夏天，当时他的文章《历史的终结》发表于《国家利益》杂志。

那时,我是PBS外交事务节目《美国利益》的一名制片人。作为冷战时代的孩子,他的论断令我深感振奋，他认为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态的普世化。"这一大胆论断,似乎在当年柏林墙倒塌、两年后苏联解体之际得到了印证。

从那时起，福山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如今他写了一本迷人而发人深省的回忆录《末人的国度》。这本书涵盖了从他祖父母在二战拘留营中的经历,到他与著名新保守主义者因那场失败的伊拉克入侵而决裂的种种往事。书中所呈现的人生轨迹,是一个关于严格的人文教育如何磨砺出一颗永不停歇的求索之心的励志范例。他感谢与古典学者艾伦·布卢姆的相遇，是布卢姆在他心中注入了追寻宏大问题的热情：“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能带来最高形式的人类幸福，正义的本质是什么，人类事务中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约定俗成的。”福山的观察完全正确:"对真正哲学思想的领悟,是一份无可估量的珍贵礼物,它将伴随你一生。"

但即便这本书涵盖了所有这些话题,它始终回归到福山在1989年那篇文章中开始勾勒、并在此后无数著作中不断深化的核心思想。

福山关于人类已抵达历史终结的论断,建立在他对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的解读之上。科耶夫认为,历史的根本动力在于人类对认可、尊严与尊重的渴望。在诠释科耶夫的过程中,福山借鉴了柏拉图对人类灵魂的三重划分:logos(理性)、eros(欲望)与thymos(血气精神)。福山主张,血气才是历史真正的心理驱动力,有别于基本的生存本能或经济算计。他指出,人类是唯一愿意为抽象理想甘冒死亡风险的生物。

在福山看来,"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对所有人平等尊严的普遍认可,这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性理想。他在《末人的国度》中解释道,自由社会"通过赋予公民平等权利来实现普遍认可,包括言论、结社、信仰的权利,以及通过投票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

还没准备好接受辩证形而上学?2009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与两位同事在他们出色的著作《暴力与社会秩序》中，从一个较为具体但平行的角度探讨了人类政治的演化。他们认为，对于规模超过几百人的社会而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控制男性暴力。人类对这一问题的最初解决方案,是一种建立在精英庇护、依附网络之上的"自然状态"。不妨把酋长、国王和寡头想象成黑帮头目,他们通过经营保护费生意来维持相对的社会和平，只要你上交一部分收入,这位强人和他的手下就会尽力确保没有其他人来杀你或抢你的东西。

诺斯指出，19世纪初见证了“开放准入秩序”的发展，法治取代了精英等级统治。曾经受贵族管辖的臣民变成了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这些当今自由民主体制的前身，在控制社会暴力方面更为出色，同时通过基于市场的经济增长，让人类得以更充分地发展。到20世纪末，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人数已大幅增加。

早在1989年,F福山就观察到,一些社会仍深陷历史泥潭。换句话说,有些人依然困于落后的自然状态专制之中。但他预言,这些社会最终将通过"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彻底胜利"融入后历史世界。

诺斯及其同僚似乎未曾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感到厌倦的公民会反抗开放准入秩序,重回专制的自然状态，但福山考虑到了。

在1989年那篇文章的结尾段落中,福山宣称:"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时代。"为何悲哀?因为"勇气、胆识、想象力和理想主义将被经济计算、无休止的技术问题求解、环境忧虑以及对复杂消费需求的满足所取代。"自由社会所创造的和平与繁荣,并不足以满足某些人内心深处对荣誉感的渴望。"也许历史终结后那漫长无边的无聊岁月,恰恰会成为历史重新启动的契机,"他如此作结。

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福山借用"最后的人"这一说法,源自弗里德里希·尼采对资产阶级和平与繁荣的满足受益者的蔑称。"我们在最后的人(末人)的领域中生活已有一段时间了,"福山在回忆录中写道。"然而问题在于,建立在平等认可基础上的自由秩序所带来的和平与繁荣,对许多人来说远远不够。"

在《末人的国度》中,福山提醒读者,《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最后几章"清晰预示了我们从2010年代中期至今所经历的那种煽动性民粹主义的兴起。" 直接引用那本旧书中的话:"如果人们无法为一项正义事业而奋斗,因为那项正义事业已在上一代人中取得了胜利,那么他们就会转而反对这项正义事业。他们会为了奋斗而奋斗。换句话说,他们会出于某种厌倦而奋斗，因为他们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斗争的世界里。而如果他们所处的世界大部分都是和平繁荣的自由民主,那么他们就会反对这种和平与繁荣,反对民主。"

三十四年后,福山写道,"我们今天在极右和极左两端都能看到这一点。" 此外,那些有意成为强人的人正通过利用民粹主义的怨恨情绪来攫取权力,形成"持续的压力",推动社会退回到"以统治者的亲友为核心的庇护主义与恩赐政治。"

事实上,V-Dem研究所最新的年度评估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屈服于这种压力,导致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令人忧虑的是,该报告还指出,"美国五十多年来首次失去其长期以来的自由民主国家地位,跌入选举民主的较低类别。"

福山在《末人的国度》的结尾探讨了他认为当今自由民主所面临的三大挑战。

第一是"程序拜物教"。当监管泛滥时,社会信任随之瓦解,社会最终沦为一种"否决政体",阻碍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封堵应对新社会需求的尝试,并让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淹没在文牍之中。他正确地警告,如此繁琐细密的规则会让一些身心俱疲的公民心生诱惑,转而追随那些承诺斩断窒息性繁文缛节的威权人物。

他提出的第二个挑战是超人类主义,他曾称之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思想"。这是他长期以来的一项关切。在《末人的国度》中,福山提到了他早在2003年就这一议题进行的一场辩论，对手是"一本自由意志主义杂志的科学编辑",此人"对生命延长的种种可能性滔滔不绝、兴奋不已。”

我当时就论证过，现在依然如此论证：“21世纪的决定性冲突将是围绕生与死的斗争。一方是死亡的拥护者，他们劝诫人类平静地接受我们那病态的命运，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另一方是生命的阵营，他们渴望尽可能长久地、让尽可能多的人延长健康生命的享受。”福山至今仍是死亡阵营的一员。2004年，当被问及政府是否有权告诉公民他们必须死去时，他回答：“是的，绝对有权。”

在福山对我们那场辩论的记述中，他回忆曾对我说，“我并不期待一个一百年后他还能喋喋不休宣扬同样愚蠢的自由意志主义观点的世界。”我不记得有这样的反击,我怀疑"事后聪明"可能影响了他的记忆。无论如何,生物医学的进步远比 福山所担忧的、也比我所期望的要缓慢得多,所以他大概不用忍受我在下个世纪还喋喋不休宣扬自由意志主义理想的声音了。

考虑到福山对历史终结所怀有的那种矛盾而忧郁的情绪,他如此强烈地反对超人类主义计划,乍看之下似乎令人费解。超人类主义者所受到的驱动,正是他惋惜被资产阶级自满所驯服的那种血气冲动。正如科技投资人马克·安德森在其《科技乐观主义宣言》中直接表明的那样,他自称相信"有意识、有系统地将自己改造成能够推动技术进步的人",而他的"敌人,正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笔下的末人"。

福山对超人类主义的核心忧虑在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可能会"消除人类本性的局限"。他担心,利用生物技术来增强人类能力将对平等权利的理念造成致命冲击,从而重启历史。我认为他低估了自由民主制度维护社会与政治和平的能力。正如我此前所写的:"政治与道德上的平等从未建立在人类生物学事实的基础之上。在自由社会中,法律本应平等适用于所有人,无论贫富、强弱、聪愚,也无论是否经过增强。"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结尾,福山将历史进程比作一列长长的马车队,朝着同一座城镇前行。有些马车更早抵达自由民主,但最终大多数都会到达。然而在最后一句话中,他不禁思索，那些平安抵达的赶车人,是否会觉得新环境"不尽如人意,继而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新旅程。"

三十四年后,福山总结道:"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为历史终结处的最后的人设计出一种全新的制度架构,但这种渴望依然存在。"

本文作者罗纳德·贝利是《理性》杂志的科学记者，著有《末日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环境复兴》（2015年7月）和《解放生物学：生物技术革命的道德与科学依据》（普罗米修斯出版社，2005年）。他的作品曾入选《2004年美国最佳科学与自然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