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250年：1776年的原则能否在美国警察国家中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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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拉瑟福德研究所John & Nisha Whitehead
人民是权力唯一的合法源泉来源---詹姆斯·麦迪逊
这是充满奇特纪念意义的一年。
250年前,一群革命者宣布脱离一位国王的统治,独立建国。
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拒绝权力集中。他们谴责常备军，他们不信任政府的秘密行为。他们曾不惜赌上性命,只为逃离一个无需同意便可征税、无需问责便可开战、随意发动战争且不受有效制约的统治者。
二十五年前,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之后,美国踏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联邦政府宣称拥有特殊的紧急权力，监控范围不断扩大，战争接连不断，行政权力日益膨胀，以安全为名，宪法保障被不断削弱。
一个周年纪念日标志着对帝国的反抗，另一个则标志着帝国的常态化。
如今,随着美国准备庆祝独立250周年,我们面临着一个苦涩的讽刺:这个在反抗帝国的起义中诞生的共和国,已经在名义之外的一切方面成为了一个帝国。
更糟糕的是,美国政府正在违背那些曾赋予美国革命正当性的原则。
渎职、敛财与腐败、无休止的战争、牟取暴利。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挥霍于海外,而国内却深陷债务泥潭。
一个日益依赖行政命令和紧急法令进行治理的政府。一个肆意浪费纳税人钱财、将政治忠诚置于宪法忠诚之上、把效忠者安插到本应为公众服务的职位上、拆除反腐败保障措施、让内部人员免受审查、并将问责视为麻烦的政府。
似乎永无休止的国家紧急状态。企图废除出生公民权等宪法保障的行为。扩大的死刑权力。越来越倾向于绕开国会、规避宪法约束并通过法令进行统治的意愿。
追踪我们去向、购买行为、社交关系、言论和信仰的监控项目。融合中心、面部识别系统、车牌读取器、AI辅助监控、金融追踪、情报共享协议，以及一个将隐私视为漏洞、将异见视为威胁的庞大安全体系。
未经国会授权的军事行动。模糊了文官政府与军事当局界限的国民警卫队部署。警务军事化。联邦探员在法院逮捕民众。抗议者被当作安全威胁对待。合法居民因其政治言论和社会关系面临被驱逐的威胁。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在法院能够全面审查所做行为是否合法之前，就已在突击搜捕中被围捕、拘留、驱逐，或消失在官僚迷宫中。
举报人、记者、活动人士和批评者因揭露真相而遭到打击。所谓“极端主义”的定义不断扩展，越来越多地将合法言论、政治异议和意识形态反对纳入其中，而非针对犯罪行为。
这不是自由。这就是一个警察国家的架构。
这并不仅仅是历届政府积攒下的腐败而已。
共和党与民主党历届总统都参与构建了这套永久紧急状态的机器.他们扩张了监控国家,将未经宣战的战争常态化,为军工复合体赋权,对情报机构言听计从,并让美国人接受将保密、猜疑与恐惧视为安全的代价。
唐纳德·特朗普继承了这套机器，然后他将其武器化了。没有哪位现代总统比他更彻底地暴露了允许如此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职位上所带来的危险。特朗普并没有发明帝王式总统制，但他展示了当一位总统将宪法限制视为障碍，将异议视为不忠，将法院视为麻烦，将国会视为无关紧要，并将联邦权力视为个人武器时，会发生什么。
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从试图巩固行政分支内部的权力，到安插那些效忠对象似乎更倾向于某位总统而非宪法的忠诚者，特朗普政府测试行政权力极限的方式，足以警醒那个曾为革命而战的一代人。
我们也目睹了越来越多地试图架空正当程序保护、削弱人身保护令这一古老保障、扩大拘留权力，以及将这样一种观念常态化：只要政府官员援引国家安全、移民执法或紧急必要性的理由，宪法权利便可被搁置。
当一个为紧急情况而建的政府再也无法脱离紧急模式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危险已不再是危言耸听。
独裁统治的工具已然就位。
警察国家的机器已然就位。
监控全国的设备已然就位。
久战争的权力已然就位。
问题在于谁掌控它们，又怎么来阻止他们。
美国革命并非因小小的政策分歧而爆。它是为了对抗不受约束的权力所带来的危险而战。殖民者反对的是一位国王——他可以在未经被统治者实质同意的情况下,随意调兵遣将,征收赋税,实施搜查,惩处异见,发动战争。
《独立宣言》不仅仅是一份申诉清单。它是一份控诉书。
乔治三世国王使军事权凌驾于文官权威之上。他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维持常备军。他切断贸易,强征赋税,阻碍司法,并将殖民者押送海外受审。
《独立宣言》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同一个核心控诉:集中的权力已成为自由的威胁。
这场革命并非因茶叶税而起。
它源于对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府的危险性的警惕。
当制宪者们后来齐聚一堂起草宪法时,那些教训仍历历在目。
开国先贤深知权力天生具有扩张性。假以时日,每一个政府都会寻求更多权威、更多秘密和更多控制。
正因如此，他们创建了一个权力分立的宪政体系。各部门旨在相互制衡。任何人都不应被赋予过多权力。
然而历史表明，在恐惧时期，宪法的约束力会迅速削弱。
约翰·亚当斯签署了《外国人法与煽动叛乱法》，将政治异议入刑。
亚伯拉罕·林肯中止了人身保护令。
伍德罗·威尔逊起诉了反战活动人士。
富兰克林·罗斯福下令拘禁了超过12万日裔美国人。
理查德·尼克松将联邦机构武器化以对付政治对手。
每次行政权力的扩张都被辩称为必要之举。
每次都留下了宪政的伤痕。
然后是2001年9月11日.
在随后的数月和数年里，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大幅扩大了政府的监控权力。国土安全部被成立，军事法庭重新启用，无证监控变得司空见惯，监视名单不断增多，情报融合中心遍布全国，无限期拘留也逐渐被常态化。
海外的战争为国内的监控提供了正当理由。
恐怖威胁为政府保密提供了正当理由。
国家危机为行政紧急权力提供了正当理由。
最初作为对恐怖袭击的回应,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执政哲学。
二十五年后,紧急状态已深深嵌入政府的权力架构之中。
每一次危机都扩大了行政权力。
每一场战争都压缩了自由。
每一次紧急状态过后,都留下了那些几乎从未消失的权力。
这就是专制崛起、自由沦陷的方式。
两党总统都继承了超乎寻常的权力，并将其进一步扩张。国会一再放弃本应由其行使的职责。法院在面对涉及国家安全、移民和紧急状态权力的行政主张时，日益表现出遵从姿态。
结果是，政府运作往往依靠行政命令，而非代议制自治。
行政令越来越多地取代立法。国家紧急状态成为永久性治理权力。出生公民权等宪法保障遭到总统令的挑战，而非通过修宪程序。国会形同虚设。法院被视为障碍。三权分立沦为形式，不再是制衡机制。
总统职位已演变成建国者们几乎无法辨认的模样。
唐纳德·特朗普所做的，是暴露了美国人在9/11事件后纵容建立起来的制度中的致命缺陷：一旦政府掌握了永久紧急状态的机器，剩下的就只是等待错误的人来接管控制权。
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被叮嘱不必担心。
我们被告知监控权力只会用于打击恐怖分子。
我们被告知紧急权力只会在真正的危机期间被启用。
我们被告知国家安全权力将始终受制于宪法限制。
我们被告知宪法的制衡机制会发挥作用。
我们被告知没有任何总统会被允许在没有实质约束的情况下行使这些权力。
我们错了，我们曾错误地相信权力会自我约束。
这个教训与建国者们从痛苦经历中悟出的如出一辙：以必要性之名授予的权力，很少会局限于必要范畴。
每次紧急状态都会成为先例。
每个先例都会变成一种权力。
每种权力都会变成永久性的。
建国者们也曾警告过常备军和持久战的危险。
曾经生活在军事占领之下,他们深知,一个以战争为核心组建的政府,最终必然会演变为一个以权力为核心运转的政府。
他们恐惧的不仅是军队的存在，更是永久性战争国家的崛起，一个以冲突、恐惧和国家安全为借口，不断扩张自身权力的政府。
如今，这种威胁已超越海外战场。国民警卫队越来越多地被联邦化并部署于国内。军事战术、装备和人员持续流入民事执法系统。士兵与警察之间的界限，随着每次危机爆发而日渐模糊。
环顾四周吧。
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某处从事军事行动。战争未经正式宣战便悍然发动。紧急权力演变为永久特权。国防预算膨胀之际，国内需求却得不到满足。情报机构以超乎寻常的保密性运作。为海外战场开发的技术正渗透进地方警局和国内监控项目。
时至今日，即便特朗普政府及其所谓的战争部持续擂响战鼓，美国人再次被告知要信任那些关起门来操作的政府官员，而这一过程往往缺乏公开辩论，问责机制更是形同虚设。
开国元勋们深知一个简单的道理:长期备战的政府,最终会开始将本国公民视为潜在的敌人。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
境外的敌人为境内的监控提供理由。境外的战争权力为境内的警察权力提供理由。国家安全成了保密、军事化、审查、拘留和控制的借口。
或许，这一点在监控国家的崛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早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枪声响起之前，殖民者就对援助令状感到愤怒，这些通用搜查令允许英国特工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搜查住宅、企业和个人财产。
这些滥用行为促成了第四修正案的诞生。
如今，政府特工不再需要破门而入来侵犯你的隐私。你的手机追踪你的行动。你的车辆报告你的位置。你的购物记录揭示你的习惯。你的社交媒体活动暴露你的社交圈子。你的数字足迹创建了你生活的详细记录。政府机构可以访问位置数据、财务记录、车牌识别系统、面部识别数据库以及海量的个人信息，而这通常缺乏透明度，受到的监督甚至更少。
与此同时，国会继续更新和扩大监控权限，情报部门则加深与国内外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安排。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受到监视，不是因为他们被怀疑有不当行为，而是因为技术让大规模监控成为可能，而政府发现这很有用。
监视型国家没有边界。其权力的边界同样模糊不清。
政府机构越来越依赖宽泛而有弹性的"极端分子"分类，这种分类往往超越暴力或犯罪行为，延伸至合法的言论、政治异议和意识形态对立。
原本用于识别危险分子的工具，必然演变为监控不受欢迎观点的机制。为一个目的收集的信息，被用于另一个目的。在海外获取的数据，最终流入国内。为监视外部威胁而搭建的情报系统，被用于监控国内民众。
乔治国王的探员需要穿着靴子、手持破门锤才能搜查你的家。如今的政府无需离开办公桌，就就能搜查你的全部生活。然后就是问责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问责的缺失。
《独立宣言》曾反复谴责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府。
这一控诉至今仍令人痛切地感同身受。
违反宪法权利的政府官员经常受到诸如"有限豁免"等原则的保护,免于承担责任。秘密法庭批准秘密项目.官僚们躲在层层保密分级和行政复杂性的背后.政府机构在审计中屡屡失职,丢失记录,滥用监控权力,超越职权范围,却鲜少面临实质性后果。
而普通美国人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标准。
政府官员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买单的是纳税人。
违宪政策引发诉讼，买单的是纳税人。
非法拘禁达成和解，买单的是纳税人。
军事化突袭、错误逮捕、监控滥用和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引发旷日持久的诉讼，买单的还是纳税人。
即便是现在，美国人仍被要求以惊人的规模承担政府不当行为的经济成本——从非法执法行动、违宪行政命令，到带有政治动机的支出计划，以及旨在保护当权者免受审查的和解协议。
政府犯的错，公众掏腰包，而责任人往往安然无恙。在某些情况下，公职本身已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自肥计划、利益冲突和内幕偏袒模糊了公共服务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
这一模式令人无法忽视。
润被私有化，权力被集中化，问责被无限期推迟。
账单，寄到了美国人民手中。
无论是非法监控、违宪逮捕、报复性调查、言论审查、恐吓社区的ICE突袭行动、无授权追踪、民事资产没收、针对举报人、记者和活动人士的打击，还是无休止的战争或政治腐败，其模式如出一辙：权力自我保护。
开国先贤们并非因税负过高而甘冒生命危险。他们之所以舍生忘死，是因为政府已脱离人民，规避问责，并且坚信权力本身就是自我正当化的理由。
听起来熟悉吗？
令人不安的事实是，许多曾引发美国独立革命的滥权行为已然重现，只不过此番包装成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和行政必要性的说辞。
面孔变了。技术变了。言辞变了。危险却依旧如故。
这又将我们带回这个奇特的周年纪念年。
美国独立250周年本应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申对有限政府、宪政问责以及无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原则的承诺。
反之，9·11的教训正以另一种形式重演。25年前，恐惧成了永久紧急状态的借口。
而今，爱国主义正沦为总统秀、军事盛典的背景板，以及对权力集中，正是美国革命奋起反抗的那种权力集中的歌功颂德。
庆祝活动大多已演变成一场权力秀：阅兵展示、爱国排场、强人政治，以及把政治领袖捧为不容置疑、只需景仰的超凡人物。然而，国父们发起革命，不是为了让美国人颂扬威权统治。他们发起革命，是为告诫后世：权力是危险的，自由是脆弱的，任何统治者都不应凌驾于宪法之上。
250年来，美国人一直将《独立宣言》视为国家的出生证。
我们未能意识到的是,《独立宣言》同时也是一个警告:自由是脆弱的,权力是无情的,没有哪一代人能仅凭前人为自由而战就永远保有自由。
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临近，最重要的问题并非这个国家是否存续。国家会存续。帝国会存续。政府会存续。
真正的问题，正如我在《战场美国：对美国人民的战争》及其虚构姊妹篇《埃里克·布莱尔日记》中所明确指出的，是激励美国独立战争的那些原则是否也得以存续。
因此，问题并非美国是否存续了250年。
问题在于，1776年的那些原则能否在美利坚警察国家中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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