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50年：美国为何如此成功，未来能否持续(二)

2. 前方的挑战：为何美国当下正面临关键的十年
上述讨论揭示了美国如何一次次走出质疑的阴霾,每一次关于美国衰落的预言都被证明为时过早。然而,从几个方面来看,当今的挑战感觉更为严峻。鉴于中国已成为一个严肃的竞争对手，美国不再像以往那样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力量。此外，其债务占GDP的比率即将创下新纪录，意味着其应对新挑战的财政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未来十年将对美国的适应能力以及其政治体制能否应对这些相互交织的压力构成进一步考验。

美国近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调整便是单极时刻的终结，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同级别竞争对手的出现，其规模和能力与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所面对的任何对手都不同。中国在制造业产出、商品贸易和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方面已超越美国，并在先进技术和半导体领域迅速缩小差距。美国在名义GDP、资本市场深度、美元体系和前沿创新方面仍保持决定性领先，但差距已大幅收窄。

军事力量对比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按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的国防开支大约仍是中国的三倍，但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差距要小得多。更广泛地看，过去15年间，美国军费开支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与此同时，低成本精确打击和自主系统的扩散，正在侵蚀远征力量投射的历史优势，提高了维护美国自1945年以来所提供的全球安全秩序的成本。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在众多领域展现的领导力。例如，中国占据全球制造业活动的三分之一，其产业规模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总和。中国的电力成本仅是欧洲或美国民众所支付价格的一小部分。而且，就在美元的作用承压之际，中国正部分凭借其庞大的国内储蓄盈余，加强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的崛起，正值美国主导了八十年的规则导向型国际体系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诚然，这些压力并非刚刚出现。早在特朗普政府之前，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体量就已增长，变得不那么愿意接受西方设计的制度。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化的政治支持也已出现裂痕。

但美国近期的政策选择，给未来的全球秩序带来了深刻问题。2025年，美国实际关税税率升至19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代表着一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贸易壁垒增幅。从战略角度看，美国的盟友网络一直是一项巨大的经济资产，为美元主导地位提供支撑，保障贸易路线，并为全球规则制定提供软实力基础。然而，美国是否继续留在北约已成为一个被公开辩论的问题，而且美国已对盟友和竞争对手都提高了关税。

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所面临的压力。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在二十年间已从大约72%降至58%。这是一场渐进式下滑而非崩溃，但仍是一个清晰的趋势。减少的份额流向了一篮子“非传统”储备货币和黄金，黄金目前正经历半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央行购买潮。除了从1990年代单极世界向多极过渡的整体趋势外，一些特定因素也加重了美元主导地位面临的挑战。这包括通过制裁将美元武器化，尤其是2022年冻结俄罗斯央行储备，此举促使非西方阵营国家即便付出实质代价也要寻求替代方案，以及随着能源贸易格局分化、美国成为石油净出口国,石油美元安排结构性衰退等因素。

无论原因为何,一旦美国的"超额特权"进一步削弱,将给美国带来巨大代价,同时令其他货币受益。如前所述,美国凭借储备货币地位所获得的结构性补贴包括:更低的借贷成本,无需像其他经济体那样受到约束便能长期维持对外赤字的能力,以及美元作为全球贸易、大宗商品和跨境借贷计价单位所带来的种种优势。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美元的主导地位即将被取代。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已准备好承担美元的角色。在贸易计价和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网络效应和惯性都有利于美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的数十年里，英镑仍在此后数十年间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未来十年现实的风险不是崩溃,而是逐步侵蚀，特权溢价的缓慢流失将拖累美国经济表现。

美国的财政轨迹是加速这种侵蚀最有可能的催化剂，对机构投资者而言，也是美国面临的唯一最具体的宏观经济风险。自2022年以来的四年里，联邦赤字一直持续在GDP的5-6%左右。这是美国历史上除重大衰退之外和平时期的最高赤字，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体中。公众持有的债务今年将超过GDP的100%，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指向了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现已超过国防开支，并成为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项目。

最值得关注的是，真正的约束条件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到来。最新估算预测，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将在2032年底耗尽，如果缺乏立法行动，将触发自动削减福利。联邦医疗保险医院保险信托基金紧随其后，也将面临类似的清算。因此，尽管美国公共债务轨道不可持续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占据头条，但这些事件现在变得更加迫在眉睫，2028年大选后上台的下届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面对它们。

公平地说，这一财政挑战远非算术意义上的灾难，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率增长，加上适度的财政整顿，可能会显著改善长期债务状况。困难在于政治体制能否实现这样的结果。过去的财政整顿需要两党妥协。然而，当前的政治环境几乎没有提供类似合作的前景，两极分化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近几十年来的尝试（例如2010年的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与此同时，人口结构趋势正加剧财政与创新两方面的挑战。美国生育率已降至1.6，随着婴儿潮一代全面进入退休阶段，抚养比将急剧恶化。尽管与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人口相对年轻，但老龄化趋势依然明显。例如，联合国预测美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26年的19%升至2036年的22%，到本世纪末进一步升至28%。

贯穿财政、政治与人口挑战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不平等加剧。自1980年代以来，不平等程度的持续上升与政治两极分化同步深化，尤其是在叠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冲击及随之而来的缓慢复苏后。其必然结果就是，传统上代表社会流动性的"美国梦"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如今，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已低于几乎所有发达市场经济体，这或将侵蚀开放市场与创造性破坏所依赖的社会契约。这也带来了负面社会效应，最明显的是1980年代以来欧美预期寿命差距的显著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