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代价高昂

当有人问起美国政府因为支持以色列每年要花费多少钱时，一些美国人会说每年38亿美元，这是美国根据其与以色列现行的为期10年的“谅解备忘录”承诺提供的年度军事援助金额。然而，这个答案严重低估了这种关系的真正成本，不仅因为它没有涵盖由此产生的各种巨额支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最沉重的代价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最大接受国。尽管乌克兰战争曾短暂打破这一局面，但以色列通常每年都位居榜首，尽管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仅次于英国，高于日本。更突出这一事实的是，即便采用严重低估的38亿美元这一美国对以色列支出的数字，美国在2023财年也向以色列人均提供了404美元的援助。而作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当年是美国的第三大受援国，人均仅获得15美元。

以色列在二战后获得的美国援助总额几乎是第二名埃及的两倍。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埃及2023年获得的14亿美元援助中，有很大一部分也应归功于以色列，因为自 1978年《戴维营协议》促成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以来，美国对埃及的援助承诺一直在增加。约旦的情况也是如此，2023财年约旦获得的17亿美元援助使其成为美国的第四大受援国。约旦在1994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后，美国对其援助大幅增加，而且约旦获得的援助中有一部分是用于解决该国庞大的难民问题，这些难民不仅包括因以色列建国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还包括因美国为以色列利益而发动的政权更迭战争而逃离的大量民众。

此外，还有国会定期批准的超出谅解备忘录（MOU）承诺的对以色列的补充援助。自2024年10月7日哈马斯入袭击色列以来，这些补充援助远远超过了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仅在加沙战争的第一年，国会和拜登总统就批准了额外的141亿美元“紧急”军事援助给以色列，使当年的总额达到179亿美元。

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鉴于美国政府长期存在赤字，如今赤字额轻易就超过1万亿美元，包括对以色列的援助在内的每一笔边际支出，都是靠债务来支撑的，而债务会产生利息支出，从而加重了美国人的税负和通货膨胀负担。

除了给予以色列的资金外，美国政府还在那些旨在造福以色列或因以色列行动而产生的活动上花费了巨额资金。例如，在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的第一年里，美国海军在中东战区加强的进攻和防御行动就让美国花费了约48.6亿美元。

与加沙战争相关的资金外流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例如，今年早些时候，五角大楼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宣称这是对以色列系统性摧毁加沙的报复，于是将目标对准了以色列以及他们声称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作为回应，美国发起了“狂野骑士行动”，在这场行动中，价值200万美元的美国导弹常常被用来对付价值1万美元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耗费了10到20亿美元。

据初步估计，在以色列以捏造的借口挑起战争的背景下，特朗普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让美国又损失了10亿到20亿美元。美国发动袭击前的准备阶段本身也耗费了大量资金，美国军队和装备大规模集结至该地区，五角大楼为应对多种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在美国国内，在以色列强大的游说团体、谄媚以色列的立法者以及一届又一届亲以色列的总统、内阁成员和国家安全官员的推动下，美国在中东地区一直推行将确保以色列在该地区的霸权置于首要地位的政策。

在众多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中，没有哪条比政权更迭付出的代价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国家似乎与一个能与以色列和睦相处的正常运转的国家一样令以色列及其美国盟友满意，而其代价往往不仅以美元计算，还以美国人的生命和肢体为代价。

此类政权更迭行动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2003年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当时以色列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保证说：“如果除掉萨达姆，我敢保证这会对整个地区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为了帮助当时被亲以色列的新保守派所主导的布什政府除掉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对手之一，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对于侯赛因“一心想要获得原子弹”这一点“毫无疑问”。

推翻叙利亚亲伊朗的阿萨德政府的行动是又一个以色列推动政权更迭的显著例子，因为两国都试图切断“什叶派新月地带”，这条地带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萨达姆政权被推翻而得以形成，它为伊朗的影响提供了一条直达以色列边境的连续通道。令美国和以色列政府满意的是，叙利亚现在由一名基地组织的前成员领导，据报道此人准备放弃叙利亚长期以来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要求，而以色列于1967年占领了这片高地。

据布朗大学的“战争代价”项目统计，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总花费，包括过去和未来对退伍军人的医疗及伤残抚恤，总计达2.9万亿美元。人员伤亡更是令人震惊：多达58万平民和战斗人员丧生，另有两到四倍于此的人因流离失所、疾病和其他因素而间接死亡。超过4600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阵亡，3.2万人受伤，其中许多人遭受截肢和烧伤。在造成大规模苦难的同时，美国为确保以色列在该地区的霸权而采取的这些及其他干预行动，在整个地区引发了对美国的巨大不满和怨恨。

这些不满和怨恨是以色列对美国的另一笔巨额欠账：对美以关系代价的任何全面评估都必须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针对美国人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主要诱因，而 9·11 事件就是这一事实最有力的例证。

从奥萨马·本·拉登到劫机者，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愤怒一直是“基地”组织的主要动机之一：

1996年，本·拉登在向美国宣战的声明中提到了第一次卡纳大屠杀，当时以色列杀害了106名在联合国驻地避难的黎巴嫩平民。他称穆斯林青年“认为你们对你们的犹太兄弟在黎巴嫩所犯下的所有杀戮行为负有责任……你们公然向他们提供武器和资金。”

本·拉登称，他最初萌生袭击美国摩天大楼的想法是在目睹以色列1982年摧毁黎巴嫩的公寓楼之后。

“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称，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对美国的仇恨并非源于他在美国求学的经历，而是源于他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的强烈不满。

9·11 劫机主谋穆罕默德·阿塔在以色列于1996年发动“怒葡萄行动”袭击黎巴嫩的当天立下了遗嘱。一位朋友称，阿塔当时怒不可遏，立遗嘱是将其生命献给这一事业的一种方式。

一名认识劫机飞行员马尔万·阿勒谢希的人曾问他，为什么他和阿塔从来都不笑。他回答说：“当巴勒斯坦人正在死去的时候，你怎么笑得出来？”

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在向“9·11”委员会讲述“9·11”劫机者的动机时说：“我认为他们对美国感到愤怒。他们认同巴勒斯坦问题……而且我认为他们往往把怒火集中在了美国身上。”

“9·11”袭击事件造成2977人死亡，导致约500亿美元的保险损失，并开启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除了被当作替以色列入侵伊拉克的虚假借口外，“9·11”事件还促使美国入侵阿富汗，由此引发的长达20 年的徒劳之举，致使2459名美军士兵（总计17.6万人）丧生，耗费了2.3万亿美元。

我们不禁惶恐地思忖，那些因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血腥暴行而被激怒的恐怖分子，可能会索取怎样的代价。这场暴行已造成逾5.6万人丧生，其中半数以上是妇女和儿童，还致使大片土地变得不宜居住。

造成死亡和破坏的武器都是美国提供的，从F-15、F-16和F-35战斗机到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精确制导武器、炮弹和步枪。在令人震惊的平民死亡人数和灾难性的物质破坏中，美国提供的2000磅MK-84炸弹所起的作用最为严重，其杀伤半径可达1198英尺。即便在外界对以色列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这种炸弹感到震惊之后，美国政府仍继续向以色列运送更多此类炸弹。

似乎死亡和破坏还不足以激起对以色列支持者的致命报复，残暴的以色列士兵还在社交媒体上记录自己兴高采烈地摧毁整片居民区，砸毁商店、玩具和个人物品，而且在一种令人不安的普遍趋势中：穿上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妇女的内衣。自始至终，以色列政客、评论员和民众都公开支持种族清洗、强制饥饿和其他战争罪行。上周，多名以色列士兵证实，按照命令，部队一直在食品分发点用致命武器，包括炮弹，作为野蛮的驱散人群手段。

如果哪天无辜的美国人成为那些企图报复美国向加沙地带两百万男女老少施加的恐怖行径的恐怖分子的受害者，那么请留意一种反常的动态：袭击事件会被当作美国加倍支持以色列的理由。鉴于这种说辞的有效性，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对以色列国而言反而是件好事。在“9·11”事件刚发生后，这种阴暗的动态就有所体现，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似乎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

当被问及此次袭击(9·11)对美以关系意味着什么时，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回答说：“这非常好。”随后他又改口道：“嗯，不是非常好，但会立即引发同情。”

这种自我延续的现象，即以美国支持以色列为动机的恐怖主义被用来推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非是这种扭曲的美以关系认知的唯一例子。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充斥着以以色列为中心的循环逻辑。比如，美国人被告知以色列是关键盟友，因为它能成为对抗伊朗的“堡垒”，而美国需要一个对抗伊朗的堡垒，因为伊朗是以色列的对手。

美国原陆军上校内森·麦考马克这样总结了两国的关系：

“以色列是我们最糟糕的‘盟友’。我们从这种‘伙伴关系’中一无所获，得到的只有中东、非洲和亚洲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敌意。”

渐渐地，这种认识在美国社会中蔓延开来，因为美国民众目睹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审视以巴冲突，并对以色列试图以虚假借口将美国拖入另一场重大战争的做法愈发警惕。这种担忧尤其能引起无数美国退伍军人的共鸣，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和阵亡战友的牺牲最终是为了一个外国政府的利益，却损害了美国的安全。

今年早些时候，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如今大多数美国人对以色列的看法负面，而在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阵营--共和党内部，这种看法的转变尤为显著。以色列的声誉注定会进一步恶化，因为不满以色列的共和党人中，年龄在50岁以下的人数在短短三年内飙升了15个百分点，如今他们当中有一半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

2010年，时任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负责人的迈尔·达甘在一次议会听证会上警告称，“以色列正逐渐从美国的资产变成其负担。”15年后的今天，以色列作为美国民众的巨大且多维度负担这一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