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清洗的前世今生

本文作者克里斯·黑奇斯曾是Truthdig网站的周度专栏作家，他以拉希德·哈利迪《对巴勒斯坦的百年战争：定居者殖民主义与抵抗史，1917—2017》为线索，反驳“以巴冲突源于古老民族仇恨”的说法，主张这是一场由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计划引发、并得到英国和美国等帝国势力长期支持的人为冲突。文章指出，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从一开始就清楚，建立犹太国家必须征服和驱逐巴勒斯坦人，却以圣经合法性、民主人权说辞和“无人之地”等话语掩盖真实意图；英国《贝尔福宣言》的动机夹杂反犹主义偏见，二战后欧洲又将大屠杀幸存者问题转嫁到巴勒斯坦，酿成1948年“纳克巴”。文章还论述以色列通过否认巴勒斯坦人身份、选择性遗忘历史、种族歧视法律和暴力镇压来维持殖民统治，并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污名化为恐怖主义；同时引述贾博廷斯基“铁墙”论、萨义德、阿伦特和莱博维茨等人的警告，认为殖民占领腐蚀以色列民主、催生种族隔离与法西斯化危险。结论是：巴勒斯坦人并无欧洲反犹主义之责，却承担了其后果；以色列若离开西方帝国庇护便难以维持殖民统治，因此文章支持BDS运动，并把承认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者殖民根源视为理解冲突的关键。

很多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大杀四方，可以为所欲为。恰恰相反，我认为以色列在中东的血腥杀戮和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挖了一个黑暗的深坑。但正如文章所写，若非得到英国和美国这两大帝国强权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不可能取得成功。如今英国已经衰落。如果美国有一天也无力支持犹太人了，或者国内势力不再支持犹太人了，以色列将何以自处。

以色列-巴勒斯坦战争并非源于古老的民族仇恨,而是两个民族因主张同一片土地而产生的悲剧性冲突。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冲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的以色列在英国、美国及其他主要帝国势力支持下,长达100年殖民占领的产物。这一进程的核心是殖民者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持续侵占,是将巴勒斯坦人描绘成“非人”，将他们从历史叙事中抹去，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并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然而,每当有人陈述这些关于犹太殖民化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些事实有无数官方报告、公开与私下的往来文件及声明,以及历史记录与事件为证，以色列的辩护者们就会扣上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帽子。

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萨义德现代阿拉伯研究讲座教授拉希德·哈利迪在其著作《对巴勒斯坦的百年战争：定居者殖民主义与抵抗史，1917—2017》中，对这项长期的巴勒斯坦殖民计划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记录。他的研究极为深入,涵盖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与以色列领导层之间的内部私密通信,这些资料无可置疑地表明，犹太殖民者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要建立犹太国家,就必须征服并驱逐巴勒斯坦人。犹太领导层同样深知,必须将其真实意图掩盖在种种委婉说辞之下，包括犹太人对这片自7世纪以来便属于穆斯林土地的所谓圣经合法性光环,关于人权与民主权利的空洞说教,殖民化据称给被殖民者带来的好处,以及对那些被列为消灭对象的人所发出的虚伪的民主与和平共处呼声。

"这是一种独特的殖民主义,我们遭受的这种殖民主义对我们毫无用处,"哈利迪引用萨义德的话写道。"对他们来说,"萨义德写道,"最好的巴勒斯坦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已经离开。他们不是想剥削我们,也不是像在阿尔及利亚或南非那样需要把我们留在那里充当下等阶层。"

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于反犹太主义的罪恶之中。它是对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和暴力的回应,尤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残酷大屠杀,那些屠杀造成数千人死亡。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于1896年出版了《Der Judenstaat》,即《犹太国》,他在书中警告说犹太人在欧洲并不安全,而这一警告在数十年后随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被可怕地证实了。

英国对犹太人家园的支持始终带有反犹太主义的色彩。1917年英国内阁在《贝尔福宣言》中宣布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这一决定是一场基于反犹太主义刻板印象的错误行动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行动由英国统治精英阶层发起,目的是将"国际犹太势力"团结在英国一战中日渐乏力的军事行动背后,其中包括在新成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中担任要职的犹太裔官员。英国领导人深信犹太人秘密控制着美国金融体系。他们认为,一旦美国犹太人被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便会推动美国参战,并帮助为战争提供资金。除了这些荒诞的反犹太主义谬论之外,英国人还相信犹太人和Dönmes，即"隐秘犹太人",其祖先已改信基督教,但仍秘密践行犹太教仪式，控制着土耳其政府。英国人认为,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获得家园,犹太人和Dönmes就会倒戈反对土耳其政权,而土耳其在战争中与德国结盟,届时土耳其政府将会崩溃。英国人深信,世界犹太势力是赢得战争的关键。

“如果‘大犹太集团’与我们为敌，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英国的马克·赛克斯爵士警告说。他与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共同制定了秘密条约，英法两国将奥斯曼帝国瓜分。赛克斯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全球性地下力量，它“弥漫于无形、具有国际性、世界性、潜意识且未被明文记载，甚至常常不言而喻”。

包括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在内的英国精英阶层也认为，犹太人永远无法融入英国社会，因此他们最好移民海外。值得注意的是，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政府中唯一的犹太成员埃德温·蒙塔古曾强烈反对《贝尔福宣言》。他指出，该宣言将鼓励各国驱逐本国的犹太人。“巴勒斯坦将成为世界的贫民窟，”他警告道。

二战后情况果真如此，数十万犹太难民，其中许多人已失去国籍，无处可去，只能前往巴勒斯坦。他们的社区往往在战争期间被摧毁，家园和土地遭到没收。那些返回波兰等国家的犹太人发现他们无处可住，常常遭受歧视，以及战后的反犹主义攻击，甚至屠杀。

欧洲列强通过将大屠杀受害者转移至中东来应对犹太难民危机。因此,尽管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白,建立一个家园必须迁移和驱逐阿拉伯人,但他们也深刻意识到,自己在那些曾经逃离或被驱逐出境的国家里并不受欢迎。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在谈及巴勒斯坦时,或许曾高喊"一片没有人民的土地,献给一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这样的口号,但正如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欧洲列强试图以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犯下另一种罪行的方式,来弥补他们在欧洲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这注定是无休止冲突的根源,尤其是因为若给予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完整的民主权利,将面临犹太人失去对以色列控制权的风险。

泽埃夫·贾博廷斯基是自1977年以来主导以色列的右翼意识形态的教父,这一意识形态被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沙米尔、阿里埃勒·沙龙、埃胡德·奥尔默特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等总理公开奉行。他在1923年直言不讳地写道:"世界上每一个土著民族,只要还有一丝摆脱被殖民危险的希望,就会抵抗殖民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是如此,只要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能够阻止'巴勒斯坦'转变为'以色列之地',他们就会坚持抵抗下去。"

哈利迪指出,这种公开的诚实在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实属罕见。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标榜自己目的纯洁无辜,用关于他们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善意的美丽谎言欺骗西方听众,也许也欺骗了他们自己",他写道。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当今以色列支持者的处境相似，清楚地知道,承认建立犹太家园需要驱逐阿拉伯多数人口将是致命的。这样的承认会让殖民者失去世界的同情。但在他们内部,犹太复国主义者清楚地明白,对阿拉伯多数人口使用武力是殖民计划成功的必要条件。"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只能在独立于当地居民的力量保护下推进和发展，在当地居民无法突破的铁墙之后",贾博廷斯基写道。

犹太殖民者知道他们需要一个帝国庇护者才能成功和生存。他们的第一个庇护者是英国,英国派遣10万军队镇压了1930年代的巴勒斯坦起义,并武装和训练了被称为哈加纳的犹太民兵组织。对那场起义的残酷镇压包括大规模处决和空中轰炸,导致阿拉伯成年男性人口中有10%被杀、受伤、监禁或流放。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二个庇护者是美国,如今几代人之后,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超过30亿美元的援助。以色列尽管鼓吹自力更生的神话,若没有其帝国恩主,根本无法维持对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这正是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令以色列感到恐惧的原因。这也是我支持BDS运动（全称为抵制、撤资、制裁运动，英语：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是2005年由170多个巴勒斯坦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的全球性非暴力政治及经济抵制运动。该运动旨在通过施加国际压力，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并改变其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 )的原因。

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大量购买巴勒斯坦肥沃土地,驱逐当地原住民。他们资助被派往巴勒斯坦的欧洲犹太定居者,而当时巴勒斯坦94%的居民是阿拉伯人。他们创建了犹太殖民协会等组织,后来更名为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以管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

但正如哈利迪所写,"一旦殖民主义在二战后的去殖民化时代声名狼藉,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殖民起源及实践就在以色列和西方被洗白并被有意遗忘。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曾长达二十年作为英国殖民主义的宠儿，将自己重新包装成了一场反殖民运动。"

"如今,这场由19世纪欧洲在非欧洲土地上推行的典型殖民事业所引发的冲突,自1917年起得到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西方帝国势力的支持,却鲜少被如此直白地描述,"哈利迪写道。"事实上,那些不仅从殖民定居者起源与本质的角度审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定居活动,更将整个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置于这一视角下加以分析的人,往往遭到诋毁。许多人无法接受这一内在矛盾，尽管犹太复国主义无疑成功地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民族实体,但其根源却是一个殖民定居者项目(其他现代国家亦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同样无法接受,若非得到英国、后来又得到美国这两大帝国强权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既可以是,也确实同时兼具民族运动与殖民定居者运动的双重属性。"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殖民化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否认巴勒斯坦人拥有真实、独立的身份认同。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期间,当地居民被官方划分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根本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他们从来就不存在,"以色列前总理戈尔达·梅厄曾如此戏言。这种抹除行为需要对历史进行严重的选择性遗忘,以色列社会学家巴鲁克·基默林将其称为对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灭绝"。哈利迪写道,"抹去一个民族对其土地权利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否认他们与这片土地之间的历史联系。"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国的建立是由哈加纳及其他犹太武装团体通过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和屠杀来实现的,这些暴行在巴勒斯坦民众中散布了极大的恐惧。哈加纳在英国的训练和武装支持下,迅速占领了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西耶路撒冷以及海法、雅法等城市,连同众多城镇和村庄,都被清空了阿拉伯居民。巴勒斯坦人将这段历史称为"纳克巴"(Nakba),即"大灾难"。

"到1949年夏天,巴勒斯坦的政治体系已遭彻底摧毁,其社会大部分也被连根拔起,"哈利迪写道."在战争结束后成为以色列新国家的领土上,约80%的阿拉伯居民被迫离开家园,失去了土地和财产。130万巴勒斯坦人中,至少有72万人沦为难民。由于这场暴力性的历史巨变,以色列控制了原巴勒斯坦托管地78%的领土,并统治着16万留守下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这仅占战前阿拉伯人口的五分之一。"

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人英勇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抵抗行动,但每次都招致以色列不成比例的报复,巴勒斯坦人也因此被污名化为恐怖分子。然而,这些抵抗也迫使世界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尽管以色列、美国以及许多阿拉伯政权竭力将他们从历史记忆中抹去。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一次次的起义赋予了巴勒斯坦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即"叙事的许可。"

殖民计划已经毒害了以色列,这正是其最具远见的领导人所担忧的,包括摩西·达扬和总理伊扎克·拉宾，后者于1995年被一名右翼犹太极端分子刺杀。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其野蛮程度和种族主义不亚于、甚至常常超过昔日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其民主制度从来都只为犹太人服务，已被极端分子所劫持,包括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他们推行的种族法律曾经只是迈尔·卡哈内等边缘狂热分子所鼓吹的主张。以色列公众深受种族主义侵蚀。"阿拉伯人去死"是以色列足球赛场上流行的口号。犹太暴徒和私刑团伙,包括"如果你愿意"等右翼青年团体的流氓,对异见人士、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阿拉伯人以及蜗居在特拉维夫贫民窟中的非洲移民实施无差别破坏和暴力行为。以色列颁布了一系列针对非犹太人的歧视性法律,与纳粹德国剥夺犹太人权利的种族主义纽伦堡法律如出一辙。《社区接纳法》允许以色列加利利地区的纯犹太城镇以"与社区基本理念的契合度"为由拒绝居民申请。已故左翼政治家兼记者乌里·阿夫内里曾写道:"以色列的存亡本身正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近年来,多达100万以色列人移居美国,其中许多是以色列最具开明思想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在以色列国内,人权活动人士、知识分子和记者，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在政府主导的抹黑行动中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遭受国家监控,并被任意逮捕。以色列教育体系从小学起便是一台为军队服务的洗脑机器。以色列军队定期出动空军、炮兵和机械化部队,对加沙地带基本上手无寸铁的185万巴勒斯坦人发动大规模攻击,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伤。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设有萨哈罗尼姆拘留营,是世界上最大的拘留中心之一,非洲移民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被关押长达3年。

伟大的犹太学者耶沙雅胡·莱博维茨被以赛亚·柏林称为"以色列的良知",他深刻认识到殖民计划对以色列的致命危险。他警告说,如果以色列不实现政教分离、不终结对巴勒斯坦人的殖民占领,就会催生一个腐败的拉比阶层,将犹太教扭曲为一种法西斯邪教。"宗教民族主义之于宗教,犹如国家社会主义之于社会主义,"莱博维茨说,他于1994年去世。他看到,对军队的盲目崇拜,尤其是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战争之后,将导致犹太社会的堕落和民主的消亡。

"我们的处境将会恶化成第二个越南[指美国在1970年代发动的战争],一场不断升级、看不到最终解决前景的战争,"莱博维茨写道。他预见到"阿拉伯人将成为劳动者,而犹太人则成为管理者、督察、官员和警察，主要是秘密警察。一个统治着150万到200万敌对外来人口的国家,必然会变成一个秘密警察国家,这对教育、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都意味着深远的影响。每一个殖民政权所特有的腐败现象也将在以色列国蔓延。当局一方面必须镇压阿拉伯人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要拉拢阿拉伯傀儡。此外,我们也有充分理由担忧,以色列国防军，迄今为止一直是一支人民军队将因转变为占领军而堕落,其指挥官们也将成为军事总督,变得与其他国家的同类如出一辙。"

犹太复国主义者若没有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绝不可能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殖民统治,而这些势力的动机本身就带有反犹主义的色彩。许多逃往以色列的犹太人,若非欧洲猖獗的反犹主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造成600万犹太人遇难，也不会走上这条路。对于许多一贫如洗、无国可归的幸存者而言,他们被剥夺了民族权利、社区、家园,往往还失去了大多数亲人,以色列是他们仅剩的归宿。巴勒斯坦人在欧洲的种族迫害或大屠杀中毫无干系,却被献祭于仇恨的祭坛之上,这成了他们悲剧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