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派简史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故事始于15世纪,当时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追随者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执教和著述,致力于阐释人类行为与社会组织的全貌。

这些晚期经院学者观察到经济规律的存在,即一种不可抗拒的因果力量,其运作方式与其他自然法则极为相似。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他们发现并阐释了供求规律、通货膨胀的成因、外汇汇率的运作机制以及经济价值的主观性。正是这些成就,使约瑟夫·熊彼特将他们誉为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晚期经院学者是财产权以及契约自由与贸易自由的倡导者。他们肯定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同时坚决反对阻碍企业发展的税收、价格管制和各类法规。作为道德神学家,他们敦促各国政府遵守反对盗窃与杀戮的伦理准则。他们也践行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原则，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责,是告诉政府哪些事情不能做。

第一部经济学通论性著作《商业性质概论》写于1730年,作者是理查德·坎蒂隆,一位受过经院传统熏陶的学者。他生于爱尔兰,后移居法国。他将经济学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运用"思想实验"来解释价格的形成。他将市场理解为一个企业家主导的过程,并持有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创造理论，基货币以逐步渗透的方式进入经济体系,并在此过程中扰动价格。

继坎蒂隆之后,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登上历史舞台,他是旧制度下亲市场的法国贵族兼财政大臣。他的经济学著述虽少,却影响深远。他的论文《价值与货币》阐明了货币的起源以及经济选择的本质:经济选择反映的是个人偏好的主观排序。杜尔哥解决了令后来古典经济学家困惑不解的著名"钻石-水悖论",阐明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并批判了高利贷法(这是晚期经院学者的一块心病)。他主张以古典自由主义方式处理经济政策,建议废除授予与政府有关联产业的一切特殊特权。

杜尔哥是18、19世纪法国一长串杰出经济学家的思想先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克劳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萨伊是第一位深入思考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学家。他意识到,经济学并非关于数据的堆砌,而是对普遍事实(例如,欲望无限,手段稀缺)及其逻辑推论的语言阐释。

萨伊发现了资源定价的生产率理论、资本在劳动分工中的作用,以及"萨伊定律":在自由市场上,只要价格被允许自由调整,就不可能出现持续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他是自由放任主义和工业革命的捍卫者,巴斯夏亦然。作为一名自由市场新闻工作者,巴斯夏还论证了非物质性服务与物质商品受同样经济规律支配。在他众多的经济学寓言之一中,巴斯夏阐明了"破窗谬误",这一概念后来经亨利·黑兹利特广为传播。

尽管这一发展中的前奥地利传统在理论上颇为精深,但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学派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因素。这一英国传统(以客观成本论和劳动生产率价值论为基础)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学说的兴起。

当卡尔·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于1871年出版时,占主导地位的英国传统在多年来首次遭遇了严峻挑战。奥地利学派的真正创始人门格尔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国式的经济学研究路径,并将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门格尔与莱昂·瓦尔拉斯和斯坦利·杰文斯的同期著作一道,阐明了经济价值的主观基础,并首次完整地解释了边际效用理论(一个人拥有某种商品的数量越多,他对其中任意一单位的评价就越低)。 此外,门格尔还揭示了货币如何在自由市场中产生：当最具市场性的商品被需要，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在交易中换取其他商品时，货币便由此起源。

门格尔的著作是经济学史上"边际革命"的重要支柱。米塞斯曾说这本书使他"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他所指的不仅是门格尔的货币与价格理论,还有他对待这门学科本身的方式。与传统中的前辈们一样,门格尔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将经济学视为研究个人选择的科学。他十二年后出版的《研究》一书与德国历史学派展开了论战,后者否定理论,将经济学视为服务于国家的数据积累。

作为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命运多舛的年轻王储鲁道夫的家庭教师,门格尔将经济学重新确立为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人类行动科学,并为后来的理论家反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他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对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后来的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门格尔的著作至今仍是了解经济学思维方式的绝佳入门读物。在某种程度上,此后每一位奥地利学派学者都将自己视为门格尔的学生。

门格尔在因斯布鲁克大学的仰慕者与追随者欧根·冯·庞巴维克,在门格尔论述的基础上加以重新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涉及价值、价格、资本和利息的一系列新问题。他于1884年出版的《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是一部对思想史上各种谬误的全面梳理,也是对利率并非人为构建、而是市场内在组成部分这一观点的有力捍卫。该书反映了"时间偏好"这一普遍现象,即人们倾向于尽早满足需求而非推迟(这一理论后来由弗兰克·费特进一步拓展和论证)。

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证明了正常的企业利润率就是利率。资本家储蓄资金,支付工人工资,等到最终产品售出后获取利润。此外,他还论证了资本并非同质,而是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多元结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资本投入增加的结果,也是生产过程不断延长的结果。

庞巴维克与马克思主义者就资本剥削理论展开了长期论战,早在共产党在俄国夺权之前,他便已驳斥了社会主义的资本与工资学说。庞巴维克还主持了一个研讨班,该研讨班后来成为米塞斯自己在维也纳举办研讨班的范本。

庞巴维克倡导尊重经济规律这一永恒现实的政策。他将干预主义视为对市场经济力量的攻击,认为其从长远来看注定无法成功。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几年里,他三度出任财政部长,致力于推动预算平衡、健全货币与金本位制、自由贸易,以及废除出口补贴和其他垄断特权。

正是他的研究与著述巩固了奥地利学派作为一种统一经济问题分析视角的地位,并为该学派在英语世界取得重大影响奠定了基础。然而庞巴维克在一个领域未能深化门格尔的分析,那就是货币"微观"与"宏观"方法的制度交汇点。年轻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时任奥地利商会经济顾问,接受了这一挑战。

米塞斯研究的成果是1912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他阐明了边际效用理论如何适用于货币,并提出了"回归定理",证明货币不仅起源于市场,而且必然如此。米塞斯借鉴英国货币学派、克努特·维克塞尔的利率理论以及庞巴维克的生产结构理论,勾勒出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框架。一年后,米塞斯受聘为维也纳大学教师,庞巴维克的研讨班用整整两个学期对米塞斯的著作展开了讨论。

米塞斯的学术生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四年，其中三年他担任炮兵军官,一年担任经济情报参谋军官。战争结束后,他出版了《民族、国家与经济》(1919年),为已然四分五裂的帝国中少数民族的经济与文化自由发声,并阐述了战争经济学理论。与此同时,米塞斯的货币理论通过大通国民银行经济学家本杰明·M·安德森的研究在美国引起了关注。(Mises的著作曾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批评,而凯恩斯后来承认自己看不懂德文。)

在战后的政治混乱中,当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府的主要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米塞斯曾与鲍威尔同在庞巴维克研讨班,他夜复一夜地向鲍威尔r讲解经济学,最终说服他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政策。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始终未能原谅米塞斯s,他们在学术政治上与他为敌,并成功阻止他在大学获得带薪教职。

米塞斯并未因此气馁,转而着手研究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于1921年写出了一篇轰动一时的论文,并在此后两年内将其扩展为《社会主义》一书。社会主义不允许资本品的私有财产和交换,因此资源无从找到其最高价值的用途。米塞斯预言,社会主义将导致彻底的混乱,并终结文明。

米塞斯向社会主义者发出挑战,要求他们从经济学角度具体说明其制度的运作方式,而这正是社会主义者此前一直回避的问题。奥地利学派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论战延续了此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直到1989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前,学术界长期认为这场论战以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告终。

与此同时,米塞斯为自由市场所做的论证吸引了一批原本信奉社会主义的人转变立场,其中包括哈耶克(Hayek)、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和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米塞斯开始在其商会办公室举办私人研讨班,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里夏德·冯·施特里格尔(Richard von Strigl)、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以及来自欧洲各地的众多知识分子纷纷出席.

同样在1920至30年代,米塞斯还在另外两条学术战线上奋力抗作战。他以一系列捍卫经济学演绎方法的论文,对德国历史学派给予了决定性的打击,他后来将这一方法称为praxeology,即行动逻辑。 他还创立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并让其学生哈耶克主持该机构。

在这些年中,哈耶克和米塞斯撰写了许多关于商业周期的研究,警告信贷扩张的危险,并预测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这项工作在1974年被诺贝尔奖委员会引用,当时哈耶克获得了经济学奖。在英国和美国工作期间,哈耶克后来通过撰写关于汇率、资本理论和货币改革的书籍,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反对者。他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在新政和二战后帮助复兴了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运动。他的系列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阐述了晚期经院哲学的法律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批判平等主义和社会正义等万灵药方。

1930年代末,在经历了全球大萧条之后,奥地利面临纳粹接管的威胁。哈耶克已于1931年在米塞斯的敦促下离开前往伦敦,1934年,米塞斯本人移居日内瓦,在国际高等研究院任教和写作,后来移民美国。由于M米塞斯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死敌,纳粹没收了他公寓里的文件,并在战争期间将其秘密藏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米塞斯的思想,经由勒普克的著作和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政治实践的过滤,推动了德国战后的经济改革,并重建了这个国家。随后,1992年，奥地利档案人员在莫斯科一个重新开放的档案库中发现了米塞斯被盗走的维也纳文件。

在日内瓦期间,米塞斯写下了他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来到美国后,他将其修订扩充为《人的行动》,于1949年出版。他的学生穆瑞·N·罗斯巴德称其为"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我们这个世纪人类思维最精华的产物之一。它使经济学浑然一体。"这部著作的问世是奥地利学派整个历史的转折点,它至今仍是定义该学派的经济学论著。即便如此,它在经济学界并未获得良好反响,因为经济学界已经向凯恩斯主义做出了决定性的转向。

尽管米塞斯从未获得他应得的带薪学术职位,但他在纽约大学聚集了一批学生,就像他在维也纳时一样。甚至在米塞斯移民之前,记者亨利·黑兹利特就已成为他最杰出的倡导者,在《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上评论他的著作,并在《一课经济学》等经典作品中普及他的思想。然而黑兹利特也对奥地利学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逐行批判了凯恩斯的《通论》,为萨伊的著作进行辩护,并将其恢复到奥地利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地位。黑兹利特效仿米塞斯坚守原则、绝不妥协的榜样,结果被排挤出新闻界的四个显要职位。

米塞斯的纽约研讨班一直持续到他1973年去世前两年。在那段岁月里，罗斯巴德是他的学生。事实上,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1963年)以《人的行动》为蓝本,并在某些领域，诸如垄断理论、效用与福利以及国家理论方面深化和强化米塞斯自己的观点。罗斯巴德对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法直接沿袭了晚期经院哲学的思路,将经济科学置于自然权利财产理论的框架之内加以运用。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财产权和结社自由及契约自由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无国家社会秩序的辩护体系。

罗斯巴德在其经济学专著之后,又对大萧条展开研究,运用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论证了股市崩盘和经济衰退源于此前银行信贷的扩张。随后,他在一系列关于政府政策的研究中,建立了考察各类市场干预效应的理论框架。

晚年的米塞斯见证了奥地利学派复兴的开端，这一复兴以《人、经济与国家》的问世为起点,延续至今。正是罗斯巴德在美国牢固确立了奥地利学派与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尤其是通过《自由的孕育》，他那部关于殖民地美洲及脱离英国独立的四卷本历史著作。自然权利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重新融合,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自由的伦理》中,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经济论文,汇编为两卷本《行动的逻辑》,收录于Edward Elgar出版社的"世纪经济学家"系列丛书。

这些奠基性著作是米塞斯--哈耶克一代与当今致力于拓展这一传统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之间的关键纽带。确实,若非罗斯巴德甘愿逆时代思潮而行,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发展或许早已停滞。正是凭借他广博深厚的学识、开朗的个性、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以及乐观的人生态度,无数学生受到感召,将目光转向了自由的事业。

尽管奥地利学派学者如今的地位比1930年代以来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但罗斯巴克和他之前的米塞斯一样,在学术界并未得到善待。尽管他晚年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担任教席,却从未以能够指导论文的身份执教。尽管如此,他仍成功地为奥地利学派招募了一大批活跃的跨学科追随者。

1982年,在米塞斯以及哈耶克和黑兹利特的协助下,米塞斯研究所正式成立,为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机遇。通过源源不断的学术会议、教学研讨会、书籍、专著、通讯、研究报告乃至影片,罗斯巴德与研究所携手将奥地利学派带入了后社会主义时代。

由罗斯巴德主编的《奥地利经济学评论》第一期于1987年问世,1991年改为半年刊,1998年进一步扩展为季刊,更名为《奥地利经济学季刊》。米塞斯研究所的暑期教学学校自1984年起每年举办。在其中许多年份里,罗斯巴德都会呈现他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最终汇聚成两卷本巨著《从奥地利学派视角看经济思想史》,将这一学科的历史拓展至跨越数百年的著述之中。

通过米塞斯研究所的学生奖学金、学习指南、参考书目和学术会议,奥地利学派已在不同程度上渗透到美国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院系,并在许多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了影响。

这一伟大思想体系跌宕起伏的迷人历史,讲述的是伟大心灵如何以创造力与勇气推动科学进步、抵御邪恶的故事。如今,奥地利学派以自由社会的思想旗手之姿迈入新的千年。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构成这一学派家族史的那些英勇而卓越的思想者,也有赖于那些正与米塞斯研究所一道将这份遗产传承下去的人们。